山东今年从村干部中考录500名乡镇公务员

无论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无论西方国家还是前苏联东欧等其他国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对其投资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分权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等。

[16]立法贯彻群众路线，虽然不等于群众直接立法，但是它强调立法源自人民意志，要求立法中广泛的民主参与。不可否认，间接立法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代议制民主并非一种完美的民主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有其先天的不足，其根源就在于主权所有者与主权行使者相对分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4）增加选民了解候选人的直接渠道。论证会的主要任务不同于座谈会，后者最主要的是做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是为立法民主而设立的一种制度，解决立法的民主性问题，而前者更多的是解决立法中遇到的专业性难题，即科学性问题。因此，有些问题和事项就被委托给行政机关进行立法，从而导致行政立法权的膨胀。虽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放弃了直接民主式的公众参与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参与立法已经丧失了其价值。邀请参加人员包括与法案有关的机关和组织、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利害关系人等，一般是分类召开几个座谈会。

在中国目前现有的制度渠道内，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委托起草法案以及列席和旁听等。所以，应当完善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根据《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可以应邀人大常委会会议和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16]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页。那种立法权被立法机构垄断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立法过程中的群体优势正日益显示其无限的张力。[21]在当今立法民主化程度较高、法治较发达的国家，立法听证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程序性制度。如果掌权的人由于滥用职权而丧失权力时，这种权力就应重归于社会，人民就有资格行使最高的权力，并由他们自己行使立法权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形式。

把民主立法延伸到立法源头，关系到立什么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而更具基础性意义。立法机关及其工作机构与有关科研院校和社会团体等合作成立立法研究机构。

（5）在选举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真正落实差额选举，增加差额选举的刚性。[11]洛克在阐述权利监督权力理论时指出：虽然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同他们的委托初衷相冲突时，人民自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通知内容应包括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等基本信息以及立法中的争论点等。[22]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02页。

《宪法》第三十四条赋予公民选举和被选举权的基本政治权利，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基本的形式。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比如，美国通过利益集团、职业游说、立法听证、公众提案、立法助理以及选民与议员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等方式来实现公众参与立法。总之，以组织的形式使公众参与立法是民主政治的一种积极方式。

3、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19]鉴此，我们应在如下方面改进和完善：（1）成立固定的选举委员会，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回避制度。

根据《立法法》的现行规定，立法听证只是一种选择性程序。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改变了过去立法项目大都由政府行政部门提出的传统做法。

这是国家机关的性质决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权力归属于人民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机关是人民行使权力的工具，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当家作主地位。在一些地方，制定公民旁听规则，将人大议事过程公开化，邀请公民旁听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让公民亲临立法现场，了解立法过程，获取立法信息，并可以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表达立法意愿。在中国目前现有的制度渠道内，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委托起草法案以及列席和旁听等。1954年《宪法》的制定经验可以说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具体应用。（参见万其刚：《立法民主化和公众参与立法》，载《理论前沿》1999年第2期。二是参加人登记和确定。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另一种为自愿申请参加的人员，可以采用登记报名的方法进行选择。

同时，实行立法预告和立项论证制度，公开立法项目规划和计划草案征求意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如立法参与咨询制度，即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告知公众参与立法的具体权利、参与途径及程序，根据公众意图为其代拟立法建议、意见、草案、申请等，以弥补公众参与立法的知识能力的不足。[12]参见[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1-94页。

代议机关成员的能力往往难以满足当下社会复杂化、利益多元化、分工精细化、立法技术化的需要，代表的代议能力不足的问题被凸显出来。所以，公众参与人大立法，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体制外的一种必要补充。立法听证会形成的听证报告，是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基于篇幅且根据讨论的需要和研究目标的考虑，这里阐述有关问题的范围和背景限于前者。

西方许多国家，如意大利、丹麦、爱尔兰、瑞士、法国等都规定了全民公决。显而易见，如果立法信息没有公开，公众根本无法表达意见，即时有所表达，也不过是靠揣度和臆想来完成的，这样的意见很少有参考价值。

第三十五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是对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的法律案或法规案，在常委会初审后，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将草案印发各有关机关以及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然后将意见整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委会会议。

听证陈述人需要事先明确表明对听证事项所持的基本观点，因为确定立法听证参加人时应选择代表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的组织和公民。在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准备阶段，有立法提案权的国家机关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和群众的意见，起草小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法律草案加以修改，然后再讨论、征求意见，几上几下，最后才可能形成向立法机关提出的正式法律草案。

若没有立法公开制度，要建立并实行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其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等一般作为听证机构组织召开听证会。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难以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此外，还需确立公众参与立法的其他配套制度。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里指称的公众参与立法主要是通过某种途径和方式将意见或意愿向立法主体予以表达，并不对立法主体构成实质约束力，有关立法最终仍由立法主体决定，而直接民主制的立法则意味着公民个人的同意与否直接关系到立法是否通过和有效。

[19]参见邹平学：《完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若干思考——为纪念人大制度50周年而作》，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是与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不仅是决策民主化的体现，更是法律社会化的过程，立法过程的悄无声息必将导致执法过程中法的社会认可程度的低下。

其次，即使受委托者无意背叛委托者的信任，然而现代立法活动和立法技术高度复杂，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仅有一般知识的立法机关的代表们无法单独胜任的。结语古希腊那种建立在狭隘的公民资格范围，及其面对面的政治活动的小规模共同体基础上的完全直接参与立法的制度形式，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